第4章 历国学家 伊Lisa白·科Stowe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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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这还是第三幅地图,龙的形状,弯曲的河流,缩微了的高峰,也是用黑色墨水绘制的,像罗西的一样,但笔迹略有不同——很棒的临摹,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有点晦涩、陈旧,乃至过于华丽了些。看过罗西的信,我本已经准备好了会看见和第一幅地图惟一的不同之处,但我还是吓了一跳:在盒子似的墓地和它的守护龙上面蜿蜒刻着一行字:巴塞洛缪·罗西。

我终于读完了罗西的最后一封信件,父亲说,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凄凉,好像他又一次失踪了。接下来的三样东西是罗西说过的地图,每一幅都是手工绘制的,它们看上去都和上面的字一样陈旧。当然,这些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里看到的地图的复制品,他自己根据记忆画下来的。我拿起第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没有什么地名,但是罗西在边框上写道:“那些不相信的人,到死也不相信的人,真主安拉、天使和人类的诅咒将降临到他们身上”,他还写了几段类似的话。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法看到原版地图,无法进行对照。尽管罗西的记忆力不错,字迹也工整,但复制品肯定有遗漏,和真迹会有差别。 第二幅地图好像更集中在第一幅地图里出现的西部山区。但还是太过简单,太过粗糙,我没法因此想起我看过的或者研究过的某一个什么地方。 第三幅地图的意思清楚了些,它的大轮廓的确就是我和罗西那本书上那条龙的剪影。这幅同样还是画了那些三角形的山,它们在这一幅图里高多了,形成南北向的山脉,有一条河环绕着它们,然后流入一个水库一样的地方。这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的斯纳戈夫湖呢?传说中的德拉库拉就是被埋在那里的。但是,根据罗西说的,河的最宽处没有小岛,它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湖。那些叉叉又出现了,这一次是用很小的古斯拉夫语标出的。我想这些就是罗西说过的村庄吧。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村名中,我看见罗西标出一个方框,里面写着:“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刽子手的邪恶之墓。”在这个长方框上,我看到一条画得很小的龙,龙头上戴着一座城堡,下面是更多的希腊文字,罗西译成了英语:“他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这些话像咒语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逼迫力。 我把这三幅地图放在一边,看到它们在那里实在可怕,它们就像罗西描述的那样,但我没有看过原图,手里拿的只是复制品,他亲手复制的,它们对于我而言又是那样的陌生。它们最后会向我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切不是杜撰的,他不是因为恶作剧才画了这些地图的?除了他的信,我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剩下没看的就只有罗西的笔记和我刚翻开文件时发现的一个小信封。我本想最后打开它,因为它封了口,但我实在等不及了。我在桌上那堆文件里找到开信刀,小心地打开了封口,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这还是第三幅地图,龙的形状,弯曲的河流,缩微了的高峰,也是用黑色墨水绘制的,像罗西的一样,但笔迹略有不同——很棒的临摹,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有点晦涩、陈旧,乃至过于华丽了些。看过罗西的信,我本已经准备好了会看见和第一幅地图惟一的不同之处,但我还是吓了一跳:在盒子似的墓地和它的守护龙上面蜿蜒刻着一行字:巴塞洛缪·罗西。 我抑制住自己心中所有的猜想、恐惧和推论,刻意放下这张纸,去读罗西的笔记。前面两次很明显是他在牛津和大英博物馆的档案室里做的,它们没讲什么,简单记载了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生平和功绩。另有一份清单,列举了几百年来提到德拉库拉的文学和历史文献。接下来是一页不同的纸,是伊斯坦布尔之行后留下的,“根据记忆重写”,他迅速而工整地做了说明。我意识到它们肯定就是他在经历了档案馆一幕后所做的那些笔记,时间是在他出发去希腊前、根据记忆复制出地图以后。 这些笔记列举了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收藏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文献,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想知道,究竟是在什么节骨眼上罗西的工作被那个官员打断了。是一卷卷的羊皮纸文献?还是他提到的贸易清单中包含了弗拉德·特彼斯死亡或埋葬的线索? 档案馆的那份清单上还有一项让我奇怪,我因此看了好几分钟。“参考文献,龙之号令。”这一点之所以令我惊奇,让我踌躇,是因为它本身毫无意义。通常,罗西的笔记是全面而明晰的。他说,那就是要记笔记的目的。他匆忙中提到的这份参考文献是不是指图书馆里有一份清单列举了所有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如果是,为什么又说是“有些像卷轴”?肯定是很古老的东西,我想——也许是图书馆藏有自龙之号令以来所有文献中的一份。为什么罗西没有在这张纸上进一步解释呢?这份参考文献,不管它是什么,是不是最终证明和他的研究不相关? 我对着这样一份罗西多少年前看过的遥远的档案沉思良久,它似乎无法帮助我找到他失踪的线索。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我以前常熬夜,通宵不睡,接下来我应该可以综合分析一下罗西告诉过我的,在他看来,此前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一切。 我站了起来,关节嘎吱作响,去我可怜的小厨房里烧点肉汤。我去拿锅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猫,伦勃朗,没有进来吃晚饭,想到它,我收起百叶窗,推开窗,大声喊起来,期待着它的爪子砰地落到窗台上,可我只听见远处从城里出来的车马声。我低下头,向外望去。 它奇形怪状地躺在那儿,我马上意识到它的脊椎断了,头也奇怪地耷拉着。伦勃朗的眼睛比我过去任何时候看到过的都要大。我立刻知道了它不是自己碰巧摔到那儿的,窗台那么窄。要害死它得要个大个子狠掐一把才行,我把它轻轻地放在地板上,满腔怒气。这才突然意识到它的身体抱在手里还暖暖的。 我马上回头,关了窗子,然后惊慌失措地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把罗西的文件都清理好,整齐地放入信封,把我那本神秘的龙书放在上面,还注意别让它掉下来翻开了,再把一本我一直喜欢的赫尔曼的《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放在最上面。我把手表放在一旁,心惊胆战地发现正是迷信中说的午夜差一刻。我对自己说,明天我要去图书馆读些书,为以后的日子好好做准备。如果银棍、大蒜花和十字架一类几百年来一直是农民用来防御吸血鬼的绝招,那么多了解一些有关的知识并没有害处,那样至少表示对传统的一点尊重。 我从未发现集中注意力有那么难。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警觉着周围的某种存在。如果是鬼,我都觉得是我的思想而不是我的耳朵先听见他触及窗户的声音。 手表上的分针突然跳了一下,我也跟着跳了起来。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我努力地让自己沉浸在《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中。突然,我觉得空气凝固,陡然紧张起来。我看了看表。十二点过三分。我还在正常呼吸,我的笔还在纸上自如地移动。 那个要来跟踪我的什么东西究竟不如我担心的那样聪明,我一边想,一边十分谨慎地不停下手头的工作。我假装在写字,心里却在推论。罗西受到的最后一个威胁信号,是在一九三一年,在刺穿者弗拉德的墓地旁发现了他自己的名字。两天前没有人发现他死在自己的桌子前。如果我自己不小心的话,也就会那样了。他也没有像赫奇斯那样被发现受了伤,躺在楼道里。那么,他是被劫持了,可能正躺在某个地方,当然已经死了。但除非我确切看见,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活着。从明天起,我要自己去寻找那个墓地。 父亲坐在那个古老的法国城堡前面,眺望着大海,那姿态俨然是隔着山雾眺望圣马太教堂,看老鹰落脚的岩石和它们的盘旋。“我们回宾馆吧,”他终于开口了。“现在白天短了,你注意到了吗?我不想天黑以后被困在这里。” 急躁的我斗胆问了一句:“困在这里?” 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考虑他要给出的答案的相对风险性。“路很陡,”他最后说。“我不想摸黑在这些树丛中找回去的路。你想吗?”他也会咄咄逼人,我看出来了。 “不,”我回答说,“我不想。”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那个要来跟踪我的什么东西究竟不如我担心的那样聪明,我一边想,一边十分谨慎地不停下手头的工作。我假装在写字,心里却在推论。罗西受到的最后一个威胁信号,是在一九三一年,在刺穿者弗拉德的墓地旁发现了他自己的名字。两天前没有人发现他死在自己的桌子前。如果我自己不小心的话,也就会那样了。他也没有像赫奇斯那样被发现受了伤,躺在楼道里。那么,他是被劫持了,可能正躺在某个地方,当然已经死了。但除非我确切看见,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活着。从明天起,我要自己去寻找那个墓地。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我终于读完了罗西的最后一封信件,父亲说,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凄凉,好像他又一次失踪了。接下来的三样东西是罗西说过的地图,每一幅都是手工绘制的,它们看上去都和上面的字一样陈旧。当然,这些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里看到的地图的复制品,他自己根据记忆画下来的。我拿起第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没有什么地名,但是罗西在边框上写道:“那些不相信的人,到死也不相信的人,真主安拉、天使和人类的诅咒将降临到他们身上(《可兰经》)”,他还写了几段类似的话。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法看到原版地图,无法进行对照。尽管罗西的记忆力不错,字迹也工整,但复制品肯定有遗漏,和真迹会有差别。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我把这三幅地图放在一边,看到它们在那里实在可怕,它们就像罗西描述的那样,但我没有看过原图,手里拿的只是复制品,他亲手复制的,它们对于我而言又是那样的陌生。它们最后会向我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切不是杜撰的,他不是因为恶作剧才画了这些地图的?除了他的信,我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剩下没看的就只有罗西的笔记和我刚翻开文件时发现的一个小信封。我本想最后打开它,因为它封了口,但我实在等不及了。我在桌上那堆文件里找到开信刀,小心地打开了封口,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八点半左右吧。”

    这些笔记列举了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收藏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文献,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想知道,究竟是在什么节骨眼上罗西的工作被那个官员打断了。是一卷卷的羊皮纸文献?还是他提到的贸易清单中包含了弗拉德·特彼斯死亡或埋葬的线索?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档案馆的那份清单上还有一项让我奇怪,我因此看了好几分钟。“参考文献,龙之号令(有些像卷轴)。”这一点之所以令我惊奇,让我踌躇,是因为它本身毫无意义。通常,罗西的笔记是全面而明晰的。他说,那就是要记笔记的目的。他匆忙中提到的这份参考文献是不是指图书馆里有一份清单列举了所有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如果是,为什么又说是“有些像卷轴”?肯定是很古老的东西,我想——也许是图书馆藏有自龙之号令以来所有文献中的一份。为什么罗西没有在这张纸上进一步解释呢?这份参考文献,不管它是什么,是不是最终证明和他的研究不相关?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急躁的我斗胆问了一句:“困在这里?”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不,”我回答说,“我不想。”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我对着这样一份罗西多少年前看过的遥远的档案沉思良久,它似乎无法帮助我找到他失踪的线索。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我以前常熬夜,通宵不睡,接下来我应该可以综合分析一下罗西告诉过我的,在他看来,此前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一切。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手表上的分针突然跳了一下,我也跟着跳了起来。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我努力地让自己沉浸在《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中。突然,我觉得空气凝固,陡然紧张起来。我看了看表。十二点过三分。我还在正常呼吸,我的笔还在纸上自如地移动。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从未发现集中注意力有那么难。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警觉着周围的某种存在。如果是鬼,我都觉得是我的思想而不是我的耳朵先听见他触及窗户的声音。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我站了起来,关节嘎吱作响,去我可怜的小厨房里烧点肉汤。我去拿锅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猫,伦勃朗,没有进来吃晚饭,想到它,我收起百叶窗,推开窗,大声喊起来,期待着它的爪子砰地落到窗台上,可我只听见远处从城里出来的车马声。我低下头,向外望去。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它奇形怪状地躺在那儿,我马上意识到它的脊椎断了,头也奇怪地耷拉着。伦勃朗的眼睛比我过去任何时候看到过的都要大。我立刻知道了它不是自己碰巧摔到那儿的,窗台那么窄。要害死它得要个大个子狠掐一把才行,我把它轻轻地放在地板上,满腔怒气。这才突然意识到它的身体抱在手里还暖暖的。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马上回头,关了窗子,然后惊慌失措地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把罗西的文件都清理好,整齐地放入信封,把我那本神秘的龙书放在上面,还注意别让它掉下来翻开了,再把一本我一直喜欢的赫尔曼的《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放在最上面。我把手表放在一旁,心惊胆战地发现正是迷信中说的午夜差一刻。我对自己说,明天我要去图书馆读些书,为以后的日子好好做准备。如果银棍、大蒜花和十字架一类几百年来一直是农民用来防御吸血鬼的绝招,那么多了解一些有关的知识并没有害处,那样至少表示对传统的一点尊重。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考虑他要给出的答案的相对风险性。“路很陡,”他最后说。“我不想摸黑在这些树丛中找回去的路。你想吗?”他也会咄咄逼人,我看出来了。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村名中,我看见罗西标出一个方框,里面写着:“(阿拉伯语)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刽子手的邪恶之墓。”在这个长方框上,我看到一条画得很小的龙,龙头上戴着一座城堡,下面是更多的希腊文字,罗西译成了英语:“他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这些话像咒语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逼迫力。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第三幅地图的意思清楚了些,它的大轮廓的确就是我和罗西那本书上那条龙的剪影。这幅同样还是画了那些三角形的山,它们在这一幅图里高多了,形成南北向的山脉,有一条河环绕着它们,然后流入一个水库一样的地方。这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的斯纳戈夫湖呢?传说中的德拉库拉就是被埋在那里的。但是,根据罗西说的,河的最宽处没有小岛,它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湖。那些叉叉又出现了,这一次是用很小的古斯拉夫语标出的。我想这些就是罗西说过的村庄吧。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第二幅地图好像更集中在第一幅地图里出现的西部山区。但还是太过简单,太过粗糙,我没法因此想起我看过的或者研究过的某一个什么地方。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坐在那个古老的法国城堡前面,眺望着大海,那姿态俨然是隔着山雾眺望圣马太教堂,看老鹰落脚的岩石和它们的盘旋。“我们回宾馆吧,”他终于开口了。“现在白天短了,你注意到了吗?我不想天黑以后被困在这里。”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我抑制住自己心中所有的猜想、恐惧和推论,刻意放下这张纸,去读罗西的笔记。前面两次很明显是他在牛津和大英博物馆的档案室里做的,它们没讲什么,简单记载了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生平和功绩。另有一份清单,列举了几百年来提到德拉库拉的文学和历史文献。接下来是一页不同的纸,是伊斯坦布尔之行后留下的,“根据记忆重写”,他迅速而工整地做了说明。我意识到它们肯定就是他在经历了档案馆一幕后所做的那些笔记,时间是在他出发去希腊前、根据记忆复制出地图以后。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他从不说假话。”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是的。”

    “没有。”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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