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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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从这本书对中国经济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得到多少醍醐灌顶的、有关中国发展和中国企业未来战略的深刻启示,想要找到“中国的逻辑”,这点上恐怕是注定要失望的。不仅这本书是用西方逻辑讲中国的故事,同时作者的观点也是“中国故事是按西方逻辑发生的”。找理而非找茬的那部分美国人可以略微宽心了,而我国人还将寝食难安。

  ▲当前的不利局面是,发达国家力图利用其先发优势和有利位置,不断巩固其强势地位。他们力图让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文化的附庸,通过文化的依附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间接控制。

一、“一带一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论”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提出了很多其他有价值的论述。例如他指出“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这其实就是现代的声誉理论。

经济发展是不是存在并遵从普适规律?恐怕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答是,尽管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无法解释的情况,尽管他们还无法完备描述这些规律,尽管他们在预测中国经济时一次次地栽跟头。身为中国人,难免偶尔对貌似存在的国家特殊性洋洋自得,抑或自卑,总之乐于在各种描述前加上“中国”作为定语。就连一部分从没来过中国、也不认识几个中国人的西方学者,也不乏撰文“研究”中国的,无论如何要搭上这趟神秘列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世界热议,在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回应的同时,也面临一些质疑。质疑者以西方为参照系,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并与历史上的荷兰、日本、英国等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的战略及其制约。其实,这种用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来理解“一带一路”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但中国的复兴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所以不能运用“大国崛起”逻辑来理解;其次,“一带一路”所涉及和解决的,远不是中国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等,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创新方式,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其中,能源走廊着眼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物流与金融等走廊着眼于贸易投资标准制定权,资金融通则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国际化,互联网、电网及智能丝绸之路建设则推动形成电子商务世界贸易规则,大力提升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而市场的逻辑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只隐形的眼睛指导监督人们的行为,使市场的主体能够进行自由的合作和竞争,进而使人类社会秩序能够稳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说白一些,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是谁来定性的?全球化又是谁主导的?帮助制定社会规则的第三方还能有谁?说到底,终归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没有让世界变平,“反而比以往更加等级分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下以一个有机的整体、恪守其位地向前行进。谢德华教授提醒美国人不要只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要注意到实质是在哪块生产活动上增长,美国相应地得到多少指数级的好处。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道路,总体上看是一个借鉴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并有所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曾经向日本、德国、美国学习(建国以后也曾经向苏联学习),但是,今天却没人能说中国教育是日本模式的教育或者美国模式的教育。为什么?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是为了寻找一种适应自己发展的模式,是一个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这种探索,是在不断尝试和积累经验中形成的,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既不是日本式的,也不是德国式的,或者美国式的“中国教育”,而是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符合中国文化土壤与实际需要的“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与理论。

四、结论

司马迁的第四个贡献是总结了企业家的特质,并记录了企业家的行动。他指出,企业家应该“时用则知物”“择人而任时”“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有着很多契合。另外,他还描述了当时企业家的生活,指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由此我们可以一窥企业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假如“制度性外包”是迄今为止中国模式的真实概括,这一模式弊端在哪里,长远未来又当如何?中国制造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研发实力如何切实提高?这些都是本书意即而未答的难题。对于等级制下的强者而言,平等即地狱,那么弱者的天堂又在哪里呢?

  ▲进一步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充分挖掘历史和文化资源,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规律的措施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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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汉代的伟大史学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倡导自由放任市场的人。在他的巨著《史记》中,他不仅描述了帝王将相的生平,也记录了当时市场的繁盛及其运作的规律。

如果中国发展不是遵循西方笃信的普适规律,坍塌的可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更是西方世界赖以建立优势和自信的全部。美国人对中国感到恐惧的根源或许不在于害怕中国像战后的德国日本一样成为经济大国与之分庭抗礼,而是在另一套游戏规则下成功,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旧规则。所以当美国的“中国阴谋论”者抛出一份份中国威胁说的报告时,中国以“我们发展的动机,我们一贯的原则”云云去辩驳,是惨白无力的。美国要的答案是“中国,你玩的是哪一套?”远非“中国,你想干嘛?”

  在保持外交、国防和文化主权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选择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这样的学习,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也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努力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走出西方中心论,是破;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是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塑造包容性经济全球化,超越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续。 从纵向维度看,丝绸之路的兴衰见证着世界历史演进轨迹。“一带一路”倡议所彰显的丝绸之路在21世纪的复兴,告别了西方杜撰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分水岭的逻辑:伪造历史 伪造文字起源=伪造西方文化优越论,这就破解了“西方中心论”神话,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共同繁荣。这就是人类大历史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时代逻辑。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种经济全球化: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农耕——游牧时代的全球化、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商业时代的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工业——信息时代的全球化。 1.东西互鉴与文明交流时代。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的桥梁,集中展示了东西互鉴的魅力。 纵观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在其千年的演变之间,尽管沉浮多变,但绵延不衰,对中西方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首先,繁荣了中西方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千余里的丝路上,商贾来往不断,驼铃阵阵,繁华相望于道。在贸易过程中,各类奇货数见不鲜,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物质的繁荣,推动了财富、资源以及人员的流动;其次,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和稳定。由于各民族之间经贸往来频繁,同时伴随着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相互理解,各族之间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冲突。同时,丝路上各民族之间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各民族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经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各类文明汇聚于此,发展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搭建了世界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佛教就是借由丝绸之路,经印度传至西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并在中国广泛传播。了解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的联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古代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同样会发挥古丝绸之路这三大独特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这有利于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模式更加广阔,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放眼古今丝绸之路,两者同为“亲善之路”、“繁荣之路”、“交流之路”。 2.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经济全球化。 自从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然而,这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吗?打开“夜晚的世界”图可以发现,只有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沿海地区灯火辉煌,而在卫星上看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光,那些地区的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于沿海地区一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半全球化”。 3.包容天下的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即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一些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改变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古丝绸之路精神,正在纠正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体系及现今美国霸权体系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碎片化、分裂化局面,以沿线国家的共同现代化超越近代西方开创的竞争性现代化,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普遍安全的和谐欧亚。 因此,如果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其单元是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化,遵循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近代西方开创的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商业时代的全球化称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作为21世纪的洲际合作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通过互联互通,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助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如此看来,“一带一路”就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3.0时代:秉承“万物互联”,运用3D打印机、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推动E-WTO进程,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开创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

作为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司马迁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认为当政者应该顺应经济规律去治理国家。他指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见,在司马迁看来,治国的最高境界是顺应人性,给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是与民争利。只有人民有了追求幸福的自由,社会才会和谐发展。

中国人无疑也想知道答案。

  依附理论基本概念、立场和研究方法值得商榷

“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则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与民主制杂交的工业进一步孕育了美国,从而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发现,这种流行说法只是西方获得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上胜利的口头禅,并非历史的真相。 他在其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观》中写道:“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书的前言写道,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齐放。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在这里,一个个伟大的帝国兴盛和衰亡,文化与竞争对手之间冲突的后果在数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这里,可以开辟看待历史的新途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深刻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大陆,中亚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觉到,巴格达的局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反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可以使中国的物价发生变化,导致印度北部马匹市场上需求的激增。这些震动沿着一个网络传播。这个网络向四面八方展开,沿着这些路径,朝圣者和战士、牧民和商人走过。货物和物产得到买卖,思想得到交流、借鉴和提炼。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有经济繁荣,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这个庞大的网络被一位着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下来:丝绸之路。 彼得·弗兰科潘发现,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之所以被称为“大帝”,不只是就其文治武功而言,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远征至印度,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学术成果置于亚里士多德名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埋下伏笔。当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又将殖民世界美其名曰文明的传播,“西方中心论”就这样自圆其说了。 他因此恍然大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摇篮,而看来十分明显的是,这并不是文明实际上形成的所在地。真正的大熔炉,即字面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把欧洲和北非分开的一个海洋,而是亚洲的中心地带。” 彼得·弗兰科潘绝非第一个觉悟的西方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一书就指出,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主要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西方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的。更早的欧洲学者,如英国的培根,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是如何帮助欧洲开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 丝绸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欧洲大航海时代,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预示着,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而且会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如今,这个中心地带由于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岛”。丝绸之路的学问也变成了世界性学问。各国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中,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最大。

司马迁的第二个贡献是指出了商人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他将商人和农、虞(指管理山泽的人)、工等职业相提并论,指出了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想来应当起码满足两个条件。一,了解西方所谓的普适规律;二,了解中国。《中国的逻辑》一书的作者谢德华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哈佛学位,MIT教职。一口流利中文,地道的“80年代情结”,得益于他20年跟中国相关的研究和生活。长年与中国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更担任中国海油国际顾问9年。对中国,他既有局外人的清醒,又有自己人的熟稔,是美国人中“少有的、兼具对中国政治、经济、国际商业发展的了解并将三者融会贯通的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语)。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促进高等教育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建立新学科、完善学科体系、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中发挥了推动作用;对政府的高等教育决策发挥了咨询作用;在培养教育研究高层次专业人才方面发挥了提升作用;在中外高等教育理论成果和先进经验交流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软实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制约。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过软实力这道坎,超越近代赶超西方的逻辑,提出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时代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其基本思路就是,中国要把数量的优势变成质量的优势,变成结构性权力。一方面要跟欧洲、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竞争,搞“中国制造2020”,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要搞互补合作,着眼于更需要中国资金、技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变道超车。中国不是被动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就是“一带一路”的软实力使命。 从纵向维度看,“一带一路”超越经济全球化1.0、2.0版本,打造经济全球化3.0版——包容性经济全球化,重塑历史话语权;从横向维度看,“一带一路”在21世纪复兴“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行新多边主义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文明古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贫困、贫富差距的普遍性重大挑战,开创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正将中国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历史文化优势,通过制度优势实现倍增,并转化为结构性权力与制度性话语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多的是要为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与挑战发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这就需要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复兴古代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创新人类文明。“一带一路”倡议就服务于此,正在并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将“部分经济全球化”变成“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将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帮助更多国家脱贫致富,开创21世纪地区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绿色、可持续发展新气象。 理论上,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合作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实践中,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正视已有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认知风险。必须确立这样的共识,即丝绸之路是欧亚国家的共同记忆,“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共商共建丝绸之路,达到共担风险、共襄盛举的目标。 古丝绸之路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亦然。对中国而言,要跳出大国崛起的范畴来解释“一带一路”;对外国而言,要跳出近代西方话语体系和历史经验来理解“一带一路”。 这就需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学会运用世界话语传播丝绸之路文化、讲好丝绸之路故事、阐明丝绸之路精神,让沿线国家、沿线人们听得懂、能接受、能理解。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才能更好更快地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而生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充分认识到了合作生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早于亚当斯密之前1800年提出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论的伟大思想家。特别到宋代中国的海外自由贸易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前几年我国对几艘沉于南海的宋代商船的发掘就是例证。加之宋代的金融钱庄等商业运行的革新,也揭示了中国的经济创新比波斯人西方人要早。今天的中国也在以极大的热忱拥抱经济全球化,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甚至在某些方面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比如近几年我国的电子商务进军海外,中国牵头联合许多国家(包括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设立亚投行。中国在参与制定新的国家规则,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是一个“搭便车”者。这些大的设想的实践说明了中国人传统的血液里有拓展经济发展创新的潜能。

谢德华教授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规则有变,但不是制定权从西到东的空间变化,而是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下的时间变化。本书除了揭秘中国,更是对西方规律做的修补。若干章节再添全了学术八股的模样,就是工整的商业研究。

  提醒:

三、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期待

司马迁的第三个贡献是总结了市场运作的一些规律。例如,他指出:“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一思想是和经济学中的供求规律不谋而合的。

书中指出,中国发展的内在驱动,是中国人从政府到民众自发地对现代性的探求,这一需求可追溯到19世纪末;中国发展选取的路径,是制度性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将制定重要社会规则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而正是这些规则深刻影响着中国内部的各种社会活动”。他认为理解中国的发展,要放到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要挖掘分析宏观数字背后隐藏的生产活动的本质,如此可以发现,中国并非“独特的政治经济隔离式发展”,相反,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在新世纪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如何走好自主创新之路呢?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二、“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

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两种逻辑:一者为强盗的逻辑,二者为市场的逻辑。

  第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重视学科建制,和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研究”取向有明显不

2015年11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一位埃及学者感慨:“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军火与动荡,是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国带来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我们求之不得!” 的确,“一带一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逻辑和经济全球化逻辑,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 世界正从传统媒体、产业和经济全球化走向新媒体、新产业和新经济全球化。近代以欧美百万、千万、亿级人口实现工业化为经验的西方话语体系遭遇当今几十亿级新兴国家人口实现工业化的巨大挑战,普世价值的边界不断被厘清,这也为发展中国家从观念、理念上走出近代、告别西方,提出21世纪更具通约性、时代性和包容性的话语体系,实现软实力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坚实。习近平主席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这是世界“中国热”盛行的写照,折射出世界渴望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以推动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解决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一带一路”帮助实现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倡导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引导世界“中国热”走向,提升我国的话语权。比如,我国国家电网的长距离、特高压输电网,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再比如,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2020年可以实现全球覆盖,不像GPS依赖网络,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远程教育,扫除文盲,脱贫致富,ICT系统也将鼓励后发国家实现“变道超车”的梦想。 正如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所揭示的,中国的发展只有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伴,实现共同发展和文明的共同复兴,才能行稳致远。与此同时,中国模式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神话,还原了世界多元性。

结合前段时间读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做一点点摘录及一点点感想,谈谈司马迁的经济学思想:

  在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两种倾向,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学习、在借鉴中超越,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新。

  一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

  ▲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是以偏概全。

  尽管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和落后的东西,但在总体上它却是这些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在一些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人们无一不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倍加珍爱。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是我们的重要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以饱满的热情,充分挖掘历史和文化资源,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规律的措施与对策。

  高等教育研究者如何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主体性的迷失,我们认为,还需要重视发挥传统文化在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凸显文化自觉意识。

  我们相信,超越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将一手携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教育的优秀传统,一手携着当代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创新道路上阔步前进。

  以高等教育和研究来说,正如一些学者所讲,当前,存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知识生产和消费的产业链条,形成一个不公平的国际知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与“边缘”的大学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当前“主要的学术杂志、出版社、文献及图书馆都在欧洲和北美。学术杂志主要面向本国读者而对第三世界的科研进展几乎不予关注。”

  如果说,中国的学校教育研究,包括高等学校教育制度,是先后借鉴日本、英美、前苏联;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教育理论,也是从翻译国外教育专著开始。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的主流,则始终带着浓厚的本土气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开始时,我们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状况和研究成果了解不多。后来国际学术交流增多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外尤其是美国某些高等教育理论与经验的影响,这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比较高等教育以及某些研究领域,如继续教育、合作教育、教育评估的理论,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之后开始研究的,但大量的研究课题是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进行了理论探讨的。

  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和指导拉美和

  高等教育研究套用依附理论是否合理

  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一国的学术与文化再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对上述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而以当前高等教育研究来说,一些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需要引起警觉。

  ▲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正确区分依附和借鉴,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第一,正确区分依附和借鉴,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现在一说到学术研究,都要求“科学”,也就是要符合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范式。这个标准用于自然科学可能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与一国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就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倾向是,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与西方的理论、方法有差异,这些研究就是“非科学的”、“不成熟的”。一味强调向西方靠拢,最后则是越靠越远。

  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是以偏概全

  二、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首先,自依附理论提出以来,对于该理论基本概念的质疑和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什么是“依附”和“依附性发展”,多大程度上算是“依附”,依附是不是等同于依赖,依附和依存如何区别,怎样区分借鉴、学习与依附的关系?依附论者对此无法给予有效解释。

潘懋元 陈兴德

  我们认为,教育依附理论无论是其前提预设,还是将其引入高等教育研究或者是其有关高等教育依附发展的诸多观点,都值得商榷。

  其次,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看,依附理论倚重拉美,但是对拉美问题实证性较差,没有做到理论框架和现实的有机结合。同时,过于倚重拉美,忽视了其他不发达地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偏狭的教条主义和“拉美中心主义”之中。

  编者按: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是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而发展的。在8月底举办的“北京论坛”上,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潘懋元对“依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并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对维护国家的文化与学术安全、促进文化与学术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我们特约请潘懋元教授等为本版撰稿,以使更多的读者认识这一问题。

  第二、进一步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二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全球化中地位角色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间教育和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国际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依附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等、不均衡现象,引起国内学者的强烈共鸣。

  基于上述原因,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依附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是依附发展的历史,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得的成就是通过依附性发展获得的,即使是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依附是客观存在的。

  陈兴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西南师范大学讲师。

  潘懋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与西方的理论、方法有差异,这些研究就是“非科学的”、“不成熟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晚发外生”型的近代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和理论等方面移植和模仿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模式,这恐怕是一切落后国家近代化起步时的基本特征。但是,依附并不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全部特征。实际上,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依附性在逐渐减少,民族性和本土性日渐浓厚,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最终摆脱了依附,走向自主独立。

  ▲在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两种倾向,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学习、在借鉴中超越,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新。

  国外教育依附理论的兴起,主要是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但由于这一理论本身的诸多不足,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为什么在世纪交替的时候,中国教育界开始注意和研究这一理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依附性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外围”地区经济成长的一种发展理论。就“依附”现象的类型来说,一开始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之后,“依附”的外延逐渐扩大。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教授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学术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存在不可避免的依附甚至是依赖,这样一种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国际格局”短时间内不可逆转。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3日第4版

  实际上,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他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理论和研究方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通例。借鉴不仅存在于先行者之间、后来者之间,也存在于先行者与后来者互相之间,借鉴不是只发生于教育现代化的后来者对先行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将学习作片面的理解,认为只要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学习就是依附,只要是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就是依附。混淆了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本质区别。实际上,依附,讲的是丧失主权,丧失自我意识,被动的学习;而借鉴,则是主动的学习。所以,主动学习是借鉴,被动学习是依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实际上,就科学研究主体性的迷失而言,香港的情况也和台湾的情形有某种相似性。不少学者担心,这种削足适履、舍本逐末的学术国际化模式日见蔓延,大陆也有可能步香港和台湾的后尘,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

  在不均衡的国际知识网络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采取柔性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学术向发达国家标准看齐,最典型的,就是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规则(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接轨。对外输出价值标准和学术规则,使发展中国家从拒斥到逐渐认同,最后走向主动接纳,从反对被殖民到不自觉地自我殖民,希冀通过依附的途径获得发展。比较典型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主动要求接受发达国家的学术认证,以获得进入发达国家学术领域的机会,希望由此而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的机会。在与所谓的国际接轨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文化主体意识和对域外文化的反思批判能力,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产生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滋生民族自卑情结。

  作者简介:

  ▲依附,讲的是丧失主权,丧失自我意识,被动的学习;而借鉴,则是主动的学习。所以,主动学习是借鉴,被动学习是依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办法: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在起步阶段的确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从总体看是一个摆脱依附、民族性和本土性日益增强的过程。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历史为例,通过研究者提升文化自觉、立足本国实际,已经走出一条摆脱依附发展的道路。

  ▲高等教育研究套用依附理论的合理性值得反思。

  看法:

  总体来讲,中国百年教育史,应当是以自主性发展同依附性发展抗争的历史。尽管这一过程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确立了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教育制度,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依附性发展来概括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全部历史,显得有失片面。

  一、问题的提出:依附理论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西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区别。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在初创阶段便是以学科建制为特点的。在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历来被看作“问题研究”,至今未形成高等教育学科;前苏联的高等学校教育学,也只限于高等学校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则具有学科指向的特点,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和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彼此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分。

  判断:

  ▲高等教育研究者呈现一定的主体性的迷失,盲目地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国际“时尚”和“潮流”,忽略对其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度反思与改造以切合己用。

  观点:

  一是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兴起,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强势推动与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弱势经济与文化权益形成拉锯,依附理论一定程度上批判和解释了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现象。

  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对于培育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有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由于其“后发性”和“外生性”,面临的是不甚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承受着“早发性”现代化国家带来的种种冲击和压力。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强的民族内聚力和健康的民族心理素质,特别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将可能存在依附发展的倾向。

  如何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在深刻把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同时,必须要对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环境有深切的认识。思考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自主创新之路,避免在全球化中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百年来中国教育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而是根据各个时期需要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某些成分。例如,一般认为《壬寅·癸卯学制》是照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但是,该学制最突出的一点是,《癸卯学制》中规定大学堂分8科,其中经学科最大,有11个学门,这是日本学制中所没有的。如果认为只有照搬而没有改造,没有创新,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

  在经济学领域,依附理论已经被证明是过时和缺少解释力的理论。将其移植到高等教育领域,合理性更值得商榷。高等教育的文化与学术,同经济领域的资本与技术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技术转移的机制未必适用于高等教育。此外,所谓中心国家的经济强权并不必然导致它对边缘国家的文化和教育控制。依附理论将这一问题做了过于简单的推断。因此,教育的依附理论比经济的依附理论呈现出更加多元且复杂的现象,要得出一般的结论更为困难。就是在依附理论运用最多的比较教育领域,也有学者指出,“试图把中心——边缘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解释框架,这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若作为统整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则明显尚显视野过于狭小。”

  名词:依附理论

  第二、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紧密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

  当代世界格局和国际规则,一开始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制定和主导的。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逐渐得到展现。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应当是毫无作为的。当前的不利局面是,发达国家力图利用其先发优势和有利位置,不断巩固其强势地位。他们力图让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文化的附庸,通过文化的依附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间接控制。

  三是参照或吸收阿尔特巴赫教授有关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依附发展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用依附理论来解读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实。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走依附发展的道路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学术与文化独立的。因此,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必须另寻途径。唯一可行的做法,便是“先借鉴、继超越”的策略。从落后而追赶,从追赶到超越,自有其必经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从检讨到借鉴,从借鉴到取人之长,进而认定方向,凝聚力量,开辟捷径,直达目标”。

  三、在继承中学习、在借鉴中超越: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新的必然选择

  ▲依附理论基本概念、立场和研究方法值得商榷。

  再次,依附理论有关“中心与边缘”的理论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是现代文化的代表,同时假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民族文化,或者说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是前科学、前现代社会的产物;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教育体系和学术领域里的先进状态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会永远保持下去。因此,依附理论实质上是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消解东方独立发展教育的话语权力。

  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走依附发展的道路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学术与文化独立的。因此,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必须另寻途径。唯一可行的做法,便是“先借鉴、继超越”的策略。从落后而追赶,从追赶到超越。

  二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呈现一定的主体性的迷失。盲目地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国际“时尚”和“潮流”,忽略对其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度反思与改造以切合己用。一言以蔽之,是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丧失和批判能力缺失。现举一例:一向认为我国台湾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贴近欧美的,是比较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但是,有台湾学者沉痛地回顾说,“近四十年学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浓厚的‘加工性’、‘殖民性’、‘实用性’、‘实证性’,以及受到学术研究‘边陲’性格的影响,因此研究品质并不十分理想。表面上看,学术市场相当热闹,有逻辑实证论、行为科学、现象学、诠释学……可说‘菜单’十全,但若深究其‘营养’,实在贫乏得可怜,就像流行服饰般地‘无根’。”而“造成此一流弊,主要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逐渐失去信心,反而对外来理论或思想过度依赖,再由于‘急功近利’心态的作祟,因此研究变成了与自己社会文化‘疏离’。其中概念的借用、方法论的混杂、膨胀,导致了‘知’与“行’的严重差隔,理论无法指导实践,而实践也无法导正理论”。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它国引进的。

  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理论早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而带有一定的依附性的话,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证明,通过提升文化自觉,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不断超越,勇于创新,所走的完全是一条摆脱依附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诸如关于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加入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问题,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立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产生过程中具有典型本土性特征的问题,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性反思。

  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从来没有中断过,之所以这些国家不是依附性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性。我们知道,“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办学理念更是受到当时许多国家的推崇,以至于‘在英、美大学的血液中,都有德国大学的宝贵传统’,只是各国为适应本国的学术性传统和社会风尚而有所取舍罢了”。同样的,近代日本教育也曾经大规模地学习德国而获得发展。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最终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借鉴,能说是依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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